微博网友回顾自己使用互联网22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生态大滑坡。这种现象是公共领域退场导致的。 许多人误以为江泽民政府和胡锦涛政府相对开明才是当时存在有限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因。这种观念非常普遍，但不巧是记忆错乱和一厢情愿的误会。 人们选择性忽视了从江泽民到习近平时代，社会自由度是逐渐收紧的，並不是到习近平时代才突然来一个急刹车就开始大倒车。 对社会自由管控程度加深，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从打压公共知识分子开始。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媒体人胡舒立、政治学家刘军宁、艺术家陈丹青、法学家江平和贺卫方、社会学家郑也夫等人上榜。此后几年，中国民间也经常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榜单，但是到2009年前后戛然而止。这些榜单大致可以涵盖中国社会各种思想流派各自的意见领袖。 但是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也开始有计划地整顿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打压和抹黑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取缔自由派刊物之外，还开始限制媒体对相关打击对象的报道和引述，限制和禁止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发表言论，后来升级到指使喉舌造谣、抹黑和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权力机关还故意利用丑闻（比如嫖娼和抄袭）和公开电视认罪来将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 公知污名化，在2013年以前就开始形成难以逆转的趋势，从那以后，並不是没有公知发表言论了，而是劣币逐良币驱逐了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只剩下司马南和胡锡进这种反自由派知识分子给当局摇旗助威。而中国政府要袒护的群体就算大肆造谣和发布野蛮言论，中国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中国政府显然不想将自己的喉舌污名化。 事实上，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通常并不包括反自由、反民主的群体，但在2013年以后的中国只剩下这些群体在公共空间甚嚣尘上。中国民众反智就是跟这些人那里学来的。 假如你以为江泽民时代自由，显然你忘了镇压民运领袖和人权活动家对社会自由的危害，镇压法轮功还是中共建立维稳系统的直接动机，不然你以为呢？“610办公室”确切地说是维稳系统前身，虽然中央维稳小组先于中央防范办，但维稳系统就是基于“610办公室”的运行模式来运行，后来在法轮功被镇压下去以后，“610办公室”职能就逐渐被维稳系统取代。不少中国人喜欢看中共镇压法轮功取乐，但是对中共用镇压法轮功的同一套手段对自己维稳的时候叫苦不迭。群氓就是这样：他们意识不到一部分群体失去自由也会意味着其他群体跟着失去自由。假如你乐于看中共用维稳手段镇压你不喜欢的对象，那你将来也一样可能沦为镇压对象。这绝不是你不喜欢的群体该不该打击的问题，而是镇压一部分人的自由必然导致其他人跟着失去自由的问题。